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邓伟志:怎样才是以人为本 ——德国社会治理一瞥

上海正倡导大调研。我乘讲学之机小调研,写了篇德国见闻,供有关部门参考:择善而从,不善则不同。在中国行得就试行,行不通再议。不过,我认为文中提到的柏林市副市长的讲话,对于打掉官架子,对于克服“脸难看,事难办”“脸不难看,事仍难办”,对于纠正某些地方存在的“新闻监督不足,监督新闻过度”等现象是有益的。如果有领导对文章提出批评,我愿承担全部责任。领导对我有批评就是有作为,比“不作为”要好。              

  大家都知道七八十年前,德国法西斯杀人如麻。他们把犹太人、残疾人等等杀了以后,还会把死者的金牙齿挖出来卖钱;他们会把死者的头发割下来织成地毯。2017年春有位西方大国的议员竟然讲“法西斯没用化学武器”,受到批评后立即表示道歉。因为被德国法西斯毒死,活人被当作药物试验而慢慢死去的人不计其数。

   对德国法西斯的暴行,战后德国人做了深刻反省。1970年,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在波兰的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下跪,表达德国对“二战”的忏悔。后来的总理施罗德也撰文表示道歉。通过对反人道行为的全面检讨,极大地提高了德国人对人道主义的认识。    

        (一)德国人不愿为战死在外国的儿子修墓

德国参加北约组织,参加联合国维和部队。这些组织要德国出人,德国不好不出人,出人就会有牺牲。为烈士修墓是许多国家的惯例,德国也不例外。就在德国国会大厦旁边有一处世所罕见的、占地2万平方米的犹太死难者的墓地群。可是,如今烈士的父母普遍不愿为烈士儿子立碑修墓。

这是出乎常人所料的,是难以理解的。人家争着立丰碑还来不及呐!这些普通的德国人怎么会有这样的逆向思考呢?这些普通的德国人的理念是:儿子不在自己国家劳动,跑到外国战死不是一件光荣的事情,不值得炫耀,甚至是不人道的行为。

这一下难坏了德国国防部。立碑不人道,不立碑也不人道,怎么办?国防部反复讨论后,在国防部大院里修建了一处高而不大的平房,里面有屏幕。他们就把许多烈士的名字统统输入到电脑里。每隔几秒钟在屏幕上出现一位烈士的名字、生平,不停地放映,烈士形象轮流出现。这座名为纪念堂的大房间一般不对外开放,只对家属和真心诚意怀念和瞻仰的人开放。        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(二)警察不能进的救济站

德国有一家社会团体,在国内的50个火车站上办了50家救济站。最简单的救济站是管吃、管洗澡。什么人来吃饭、洗澡?不许救济站的管理人员去问,更不搞来者登记。来吃的人是穷人还是富人,是德国人还是外国人都不管,哪怕是杀人犯、在逃犯,也不好打听。这是50家救济站公之于世的规矩。

为什么这样做?他们认为,来吃的人总归是没钱买饭吃的人。他(她)没饭吃,饿了必然会不择手段弄吃的,必然会提高犯罪率。如果有饭吃了,至少会减少因饥饿而干坏事的可能。

单是规定到“来者不拒”这一步也就罢了,他们还规定警察不得入内,并把这一条公之于世。这一条也是警方所同意和支持的。万一来吃的人当中有通缉对象,而警察也知道通缉对象在里面,怎么办?警察可以等候在救济站外边。救济站规定吃饭不得超过半小时,洗澡也不得超过半小时,一小时后必须离开。出了救济站大门,警察该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。他们认为如果允许警察入内,有三长两短的人便不敢进来。不进来,便有在外胡作非为的高概率。

救济站的资金哪里来?全部靠社会募集而来。火车站不向救济站收房租。火车站认为救济站的存在有助于火车站的有序和安定。食品全是附近几家食品店到下班时还没有卖掉的食品。因此,救济站供应的全是可食的隔夜食品。至于活动经费均由公众自愿捐献,一般都绰绰有余。碰到节日什么的,比如“圣诞老人”会把未散发完的巧克力几十斤、几十斤地送到救济站,那么,来救济站吃饭的人也可以大把大把地吃到巧克力。
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(三)戒毒所收藏珍品

德国很多中等城市都有戒毒所。戒毒是很难的。吸毒者的家属知道戒毒时人不舒服,往往会利用来戒毒所探亲的机会为戒毒者送来毒品,更增加了戒毒的难度。还有些吸毒者戒了6个月以后,再重新吸毒。

当然,大部分人是能够戒掉的。戒掉后,接着而来的是就业。戒毒所会帮助他们找职业,可也不是很便当的。因此有些戒毒所便自行组织搬家公司。搬家的人各有所好,各有所恶,他们都会扔掉一些自己不要的东西。你不要,他要。搬家的人不要的,换个角度看可能是珍贵的。戒毒所捡来那些东西以后可以依法变卖,或者留在戒毒所使用。因此,很多戒毒所里的家具、用品,价值连城。精美的家具进一步促使戒毒者愿以戒毒所为家,同时也有助于提高戒毒所全体人员的生活质量。

 

       (四)危机心理咨询不可问咨询者是何人

德国社会工作者成群结队,可谓天罗地网。监狱里每15名犯人配备1名社会工作者,兼心理医生。吃救济的穷人每60名配备一名社会工作者。此外,还有面对面的危机心理咨询站和不见面的电话危机心理咨询站两类。他们无法从物质上助人,大量的是从精神上助人,而且是24小时守在电话机旁边助人,助个人,助群体。

电话危机心理咨询站有个规定,绝对不许记录咨询者的电话号码,即使咨询者声称要杀人,心理医生也不能问对方的电话、姓名、住址。如果心理医生记下咨询者的电话是犯法行为。怎么会这么规定?他们认为,假若记录咨询者的电话,咨询者就不来咨询。来咨询,有可能化险为夷,转危为安;不来咨询,危险说不定依然是危险,甚至酿成大祸。

当然,如果是见面咨询,咨询者表示要做违法的事,心理医生有权以“未罪”来报警。咨询者犯罪决心未定,警察对他们也只能是疏通,包括对可能的“受害者”那一方也要同时进行开导。他们认为杀人不会是无缘无故的。系统性是政法工作和社会治理都要注意这个问题。无论是疏通这一方,还是开导另一方,都要从助人角度出发。
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(五)残疾人工厂成了“点子公司”

残疾人所残的部位是不一样的,手残的脚不残,脚残的手不残。残疾人之间完全可以做到互补、互帮。况且,工业生产中不同的工种需要发挥不同身体器官的作用。运用之妙,存乎一心。德国和我们国家一样,兴办了一批适合于让残疾人各显其能的综合性工厂,效益很好。

有的从事印刷,有的从事雕刻,有的踩机器。在网络化的今年,一般不需要太大的劳动强度。因此,有些残疾人工厂出现了“电脑大王”、“三地打印机”能手。有的残疾人努力为有关方面出点子,被人称为“点子公司”。身残心不残。残疾人“指点江山,激扬文字”,他们的工厂成了国家的智力库,从而促进全社会更加尊重残疾人。残疾人停车、看戏,处处优先。有些残疾人坐火车全免,连陪同的人也免费。
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(六)没有囚服的大监狱

现在德国最大的监狱是柏林的泰戈尔监狱,里面关着德国以及越南、土耳其等国的1500名犯人。附带提一句,几十年来没有关过一名中国人,倒是中国的司法界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。

奇怪的是,在1500名犯人中没有一位穿囚服的。他们认为穿囚服会加大犯人的压力,不利于改造。

“众口难调”。犯人的食堂分为好几种:一是糖尿病患者的低糖、低盐食堂;二是大多数犯人用餐的食堂;此外,犯人还可以在申请同意后,自己烧菜:各得其所。

监狱月月有演出,有的节目还被电视台看中。能不能拿到电视上公映,听谁的?奇怪的是:听囚犯的。囚犯同意后,电视上才能播放,要尊重囚犯的肖像权。有些囚犯考虑播出会让观众知道自己是囚犯,不同意播放,电视台便不能播放

监狱办了一份向世界各国发行的德文月刊。发行量达2500份。我国香港还订了5份。编辑是谁呢?既不是监狱长,也不是狱警,就是两名有文化的犯人。犯人可以打电话,但是有限制,不能多。两名犯人编辑例外,他俩可以上网,可以打很多电话向外约稿,请教。白天狱中有间房子让他们二位在里面编刊,晚上编辑必须回囚室睡觉。

最奇怪的是犯人的刊物出版前毋需经狱警审稿就印刷了。犯人编辑的刋物不审先发,有没有出过不合规则的错误呢?他们说:“没有”。两位犯人编辑也不敢、不愿出格。他们知道,办得好会减刑。两名犯人编辑不必向监狱头头请示,他们却会主动跟社会工作者商量。因为社会工作者是犯人的恩人。从判刑入狱的第一天起,社会工作者就会对犯人开导,指导犯人学一门手艺,为犯人出狱后的就业奔走。犯人自然尊重社会工作者。

       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(七)弱智儿童“爹娘多”

弱智儿童留在家里,父母难以承受,不如集中教育来得好。但是,在“弱智儿童院”工作的教师负担很重,教他们绘画,教他们手工,难度很大。教工与弱智之比若为“一比五”都负担不了。

为了解决这个问题,有些弱智儿童院发动社会人士来做儿童的“父母”。这些所谓“父母”也就是社工、义工。他们经常带着好吃的和好玩的去看望弱智儿童。对强者送礼说不定有“私我、畏我、欲有求于我”的邪念,对弱者送礼才是真正的纯洁、高尚。这是一方面,另一方面,弱智不等于无智,他们也重感情,有人性。弱智儿童把社工当爹娘,与自己的爹娘一样亲。“爹娘”来了会很高兴,“爹娘”走时会依依不捨。

社工的探望既有利于弱智儿童成长,也会减轻教师的工作量,更会增进全社会的人性化。是人都有人格,人格理应受到尊重。

     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(八)难民营里故事多

德国是欧洲各国接受叙利亚等国难民最多的国家。很多国家限制难民进来,可是德国有时一年几十万、上百万的接收难民。有的州长觉得接收难民困难太多,咬牙切齿地反对接收,德国政府还是坚持接收。有人抓住接收后出现的问题要求总理黙克尔下台。黙克尔稍作忏悔后又继续接收。多数德国人认为接收难民是善事,符合他们的信仰。

接收那么多难民怎么住法?柏林把所有空关的房子都住进难民,还不够,他们索性把国际展览馆腾出一部分房间给难民住。

许多难民营是厨房合用。厨房里先烧饭的与后烧饭的之间有冲突。发食品总有先后,后收到的就有意见。矛盾最后都归到营长身上。我访问过一位营长,他当过两任营长,挨过骂。他说:“我是抱着善心去当营长的,想不到抱着一泡气出来。”

市民对难民也有看法。能逃出来的难民一般不是穷人,穷人是无力付“蛇头”那么多钱的。既然是只有比较富裕的人才有资金外逃,他们富裕的人逃出来时总是拣好的物品带出来。在柏林有句话,要识别难民并不难,穿名牌新衣、蹬名牌新鞋,背名牌新包的十有八九是难民。穿着不如难民的柏林市民看了难免有点心理不平衡。

德国还发坐公交车的月票给难民,难民进博物也免票,这就更让市民心理不平衡,进而反对政府的难民政策。

再加上难民的犯罪率很高,这就更加让市民有反难民的理由。可也有些德国人会主动给难民送衣服、送食品,甚至还有送不该送的什么性生活上门的。

对这些做法在德国都有争论,争论还在继续着,尚未完全统一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

   (九)义工是最受尊敬的人

德国很多社会活动离不开义工,即志愿者。义工是社会治理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。从总统、总统夫人、各部部长、各市市长都要当义工。每年圣诞聚餐,无名的无家可归者坐着吃,如雷贯耳的名人、明星、各政党领袖跑来跑去给他们端盘子,送饭,盛饭。

大城市每年有义工招募日、义工周,全城总动员,义务劳动一周或半个月。针对社工、义工的基金、基金会名目繁多,数不胜数。

义工艰辛、善良,受人爱戴。害怕艰辛的人看了义工,当了义工以后,也会变得能够吃苦耐劳,与人为善。

义工的工作对象是弱者,不是强者;他们得到的回报不是物质,是精神,只不过是“感谢”二字。听到“感谢”二字就是义工最大的收获、最大的滿足了。不过,重谢的也有。柏林有百余家老年组织,其中有家设在富人区,有几十亩地的大花园,别墅简直像艺术品,之大之美不是一般社团所能比拟的。怎么会如此豪华?原来是一位得到这家老年组织的义工关爱过的老人,临终前捐献给老年组织的。

人人爱义工,爱社工,爱社团,社会和政府也支持义工,欢喜社会工作者。在德国有好多城市规定义工可以免费进各类公园、博物馆、展览会,有的还让他们免费坐公共汽车、轻轨、电车,乃至于火车。对学生来讲,持有很多次做义务工的记录,考大学优先录取,毕业后找工作优先录用。

按照马克思、恩格斯的主张:社会发展的方向是“小政府,大社会”。社会文明要求“小政府,大社会”。而政府要瘦身,必然要求社会组织、社会工作、社会事业大发展,大繁荣,不然,就会脱节。社会是人的社会。社会性是人的特性。社会以人为本,人以社会为本。社会化是人与人互动的频率和范围加大,互动同时要求提升互敬、互爱、互助的新高度。互敬、互爱、互助的提升有渐变,也有突变。德国就是二战后作179度大转弯的范例(之所以不是180度,是因为德国还有一小股青年纳粹党团)。1972年中国驻联邦德国记者王殊(后任《红旗》总编、外交部副部长)之所以敢于在“以西德为敌”的气候里,斗胆向周恩来、毛泽东建议与西德建交,受毛泽东的接见与称赞,与他认为西德不是军国主义、复仇主义有关,也与他当年了解德国的社会治理状况有关。
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(十)媒体为社会治理呐喊

柏林有一家市政府的报纸,姑且把它译为《柏林日报》吧!这家报纸同我们中国的有些媒体一样,开辟了一个《市民与社会》栏目。天天报道哪里的噪音超过多少分贝了,哪里的工程妨碍交通了,凡此种种,不一而足。有的婉转批评分管的副市长,有的直接点名批评分管副市长。有时就热点展开讨论,有时要求把冷点马上解决。总之,市民有所呼,报纸有所登,再是副市长有所应,接着行动上有所改进。

多年来,德国坚持一种“开放日”的活动。具体地说,各部委,包括司法部、安全部、国防部,乃至总理府、总统府、议会向社会公布哪一天是他们的开放日,欢迎任何人在那一天来参观。报社也一样,在柏林日报开放日那一天,在参观编辑流程前先开了一个短会。在轮到副市长讲话时,主持会议的总编辑宣布:“下面请我们报纸批评最多的副市长讲话……”

副市长走向话筒,微笑着说:“我是天天看你们报纸的读者,是没有一天不看你们报纸的热心读者。我看你们报纸总是先看你们的《市民与社会》栏目是怎样批评我的。现在你们的《市民与社会》栏目被评为优秀栏目,不是因为我看得多看出来的,是因为你们批评我批评出来的。我感谢你们对我工作的帮助。你们的栏目是我的顾问、参谋。”副市长一席话逗得台上台下、来自界内界外、国内外的听众一阵阵笑声。

事实也确实是这样,媒体反映市民的心声,政府按照市民的心声去改进社会工作。这也是社会治理的一条信息链、工作链。            

走马观花的一瞥说了十个案例。共性寓于个性之中,如何从中找到共性,如何从中提炼出几条社会治理的理念,要仰仗读者、同行和领导。社会以人为本应当“本”到什么地步?人以社会为本又应当“本”到什么水平?中共中央文件讲“小政府,大社会”。“小政府”应当小到每千人拥有多少公务员?“大社会”应当大到人均参加多少社会组织为好?志愿者与列宁的“共产主义义务劳动星期六”之间有没有相关系数?志愿者的普及面应大到何种程度?透明度与自信度、民信度是什么关系?透明度有没有高低之分?透明、公开应透明到、公开到什么样子?诸如此类既要定性,更要定量,定量是定性的标尺。欢迎大家由此及彼、由彼及此,由表及里,由里到外地作一番研究。赞者欢迎,批者更需要。真理是具体的、相对的。学术研究只有进行式,没有终结式。“天下事有难易乎?为之,则难者亦易矣;不为,则易者亦难矣。”

 

 

 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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