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守正用奇 ——周慧珺书法艺术浅见

近日,《周慧珺书法学术研究论文集》在由我馆与中国书法家协会、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、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、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共同主办的“春华秋实——周慧珺从艺六十周年书法作品展暨周慧珺书法学术研讨会”开幕式上首发。《周慧珺书法学术研究论文集》共收入著名书法家、理论家所撰写的周慧珺书法学术论文78篇,从周慧珺书法人生、创作理念、社会影响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论述。我馆徐建融馆员撰写的《守正用奇——周慧珺书法艺术浅见》被收入其中。现将全文转载于此,以飨读者。



守正用奇

——周慧珺书法艺术浅见

徐建融

在中国文化史上,向来有奇正之辩,所谓“奇正相生,其用无穷”,亦即“一阴一阳之谓道”的意思。以书法而论,大体上以帖学为正,以碑学为奇;帖学中,又以二王、唐楷、赵孟頫为正,以宋人苏黄米、晚明的王觉斯、傅青主为奇。文化,包括书法的正、奇,没有孰好孰坏之分,而视时间、空间、条件、对象的不同各有利有弊。正格的好处是法度严谨,不易误入歧途,但一味地正,难免限于僵化;奇格的好处是个性自由,便于创新,但一味地奇,又难免沦于放肆。所以,我们经常看到,凡恪守正格的文化人包括书家,多指斥奇格,且把矛头直指奇格的成功者,否定他们的成就;而信奉奇格的文化人包括书家,又多指斥正格,且把矛头直指正格的成功者,否定他们的成就。前者如以赵孟頫为代表的元人,他们认为,苏轼、黄庭坚,尤其是米芾的书法“意造无法”、“芒角刷略”,火气太重,“无蕴藉气象”,书法被他们写坏了。后者如米芾对“二王”、“俗书”的恶评,对唐人,尤其是颜、柳的恶评,傅山对赵孟頫的恶评,康有为对唐人的恶评等等,就更多了。这种对“非我属类”书法风格的批评,甚至把对方的优点也往缺点上说,不能简单化地看作是批评者的偏执,只见我之长、彼之短,不见我之短、彼之长;更主要的应该是出于特定时间、空间、对象、条件的不同形势:当大势所趋,正格形成了僵化之弊,为了纠正其弊就需要推出奇格,而为了推出奇格就需要否定正格;当大势所趋,奇格形成了放肆之弊,为了纠其弊就需要倡导正格,而为了倡导正格就需要否定奇格。而这种矫枉过正的做法,往往使人误认为这种风格是好的,那种风格是不好的。包括个人性情的不同,中和温婉的人,喜好正格,看不上奇格;激扬豪放的人,喜好奇格,看不上正格,各以其个人的好恶,而有不同的选择,一旦当他占据了话语权,又必定以个人的好恶试图推广为天下的好恶。

行文至此,有必要引述潘天寿先生的几段论画文字:

画事以奇取胜易,以平取胜难。

以奇取胜者,往往天资强于功力,以其着意于奇,每忽于规矩法则,故易。以平取胜者,往往天资并齐于功力,不着意于奇,故难。然而奇中能见其不奇,平中能见其不平,则大家矣。

药地和尚(弘智)云:“不以平废奇,不以奇废平,莫奇于平,莫平于奇。”可谓为奇平二字下一注脚。

这里的“平”,实际上正是“正”的意思;而第二段的“不着意于奇”则无疑是“严于规矩法则”的意思。论绘画的正奇,潘先生的这几段话可谓最为辩证,最为客观公允。画如此,书法当然也不例外,乃至一切文化包括做人做事莫不皆然。

什么是“以平取胜难”呢?比如说学习书法,从“二王”、欧阳询、颜真卿、柳公权、赵孟頫入手,要想取得成就,那是非常难的,虽退笔成冢、池水尽墨,“积劫难成菩萨”。所谓“书学九成宫,十九不成功”,便是这个道理。当然,它的好处是,通过这样的学习,每一个习字者都可以把字写得很端正,可谓“字学九成宫,十九可成功”。

什么是“以奇取胜易”呢?仍以书法为例,从米芾、黄庭坚、王觉斯、傅青主乃至怪怪奇奇、烂漫天真的碑学和“民间书法”入手,很容易就可以取得成就,“一超直入如来地”。当然,习字者如果也以此为本,必遭“蟹爬”之斥。

什么是“莫奇于平,莫平于奇”呢?真正的“平”决非只平不奇,而必然平中有奇;真正的“奇”也决非只奇不平,而必然奇中有平。“大家”的成就如此,学书者亦然,如果从正格入手,不能只见其平,更需要于“平中能见其不平”;如果从奇格入手,也不能只见其奇,更需要“于奇中能见其不奇”。

基于如上的认识,谈谈我对周慧珺先生书法的认识。

周先生以家学的渊源,从小受到严格的传统文化教育。而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儒学的中庸之道,其教育最有效的形式便是习字,从描红到临帖,不能认为是“习书”,如今天的“书法走进中小学课堂”之类,但“习字”正可以作为“习书”的准备阶段。前辈的、古代的读书人从蒙童开始都需要习字,在这基础上,有的进而升级到习书,成为书法家;有的则并不习书,而是致力于其他,但一般也都能写得一手好字,有时,我们把他们的墨迹也称作“书法”。今天的读书人,从幼儿园、小学到中学,一般不习字,而是语文、数学、外语、唐诗、宋词、外文单词、电脑游戏,课外或另有钢琴、舞蹈、绘画、书法,在这基础上,有的跳过“习字”直接进入“习书”,考入美院的书法系成为书法家;有的则并不习书,而是致力于其他,当然往往连字也写不好甚至不会写。由此可见,像周先生那样,从“习字”而开始写毛笔字,与今天把写毛笔字作为“习书”,在观念上是有很大的不同的。“习字”,当然需要解决毛笔书写的技术问题,但其重点更在于传统文化的修养和学习。所谓“言之不文,行之不远”,对传统文化的修养,必须依赖于“文”章的优秀,才能行之长远;同样,“文之不书,行之亦不远”,“文”章的优秀,还必须依赖于书写的优秀,才能行之长远。所以,“习字”的目的,主要还不在成为一个书法家,而在于成为一个对传统文化有修养的人,写好字,只是为了帮助传统文化修养的表达。而今天跳过“习字”的“习书”,它与传统文化修养无关,与数理化、语数外无关,与玩好电脑更无关,其重点主要在解决毛笔书写的技术问题,以便今后能成为一个书法家。毫无疑问,从“习字”上升到“习书”可以培养出书法家,跳过“习字”直接“习书”也可以培养出书法家,但二者对于传统文化的修养是不一样的,对毛笔书写技术的认识也有所差异。

“习字”,一般都是走的正格,以二王、唐楷、赵孟頫为学习的范本,几乎没有以奇格的书家、书迹为本的。尤其是欧阳询、颜真卿、柳公权、赵孟頫 ,更是自古以来习字的最佳范本,分别称作欧体、颜体、柳体、赵体。“体”的意思,就是正规,法度严谨,适合于大多数人去学,日常应用的书写以此为标准,书法创作的书写也可以以此为标准,亦即艺术的标准与日用的标准是一致的,只是艺术的要求更高而已。而苏轼、黄庭坚、米芾,包括王觉斯、傅青主的书法,却没有人称之为苏体、黄体、米体、王体、傅体的,不是说他们的书法不好,他们的书法当然也是非常优秀的,但不适合大多数人作为“习字”的范本。奇格的书法,尤其是“丑”字的书法,书法创作的书写与日常应用的书写,标准是不一样的,甚至是相反的。所以,由“习字”而进入“习书”也好,不经“习字”而直接进入“习书”也好,既可以走正格,以二王、唐楷、赵孟頫为学习的范本,也可以走奇格,以苏黄米、董其昌、王觉斯、傅青主乃至碑学和“民间书法”为范本;或先学正再学奇,先学奇再学正。通常,走正格难成功,走奇格易成功,先正后奇的成功更侧重于正中见奇,先奇后正的成功更侧重于奇中见正。

周慧珺先生并不是跳过“习字”直接从“习书”而进入书法领域的,而是从“习字”进入书法领域的。据周先生自述,她少年时的习字主要在赵孟頫上用功,十几年的临池,使她在“正宗大道”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,但她自觉怎么写也提不起兴趣,只是顺应父亲的要求。这当然是从“书法”上的认识,而不是“写字”上的认识,十几年下来,她的字已经写得相当好,无论结字、用笔、章法、筋、肉、骨、气,字正腔圆,堂堂正正,虽古人的“馆阁体”亦不一定能过之。但从“书法”的要求,要求有变化,有性情,她觉得局限于赵孟頫总跳不出来。她要与毛笔结下终身之缘,就不能停留于写出一手好字,更需要追求写出一手好书法。于是,从青年时代开始,她迷恋上米芾。

按常理来讲,以周先生温和的秉性,赵孟頫的字应该是很适合她的。但在压抑中成长起来的她,再温和的秉性也要抗争,赵体也许适合她让自己温和的秉性更加逆来顺从,但非常不适合她以温和的秉性作自强的抗争。所以,米字的风樯快马、痛快淋漓便成了她表达抗争的最好选择,通过艺术中的抗争,来表达她在现实生活中不能做到的抗争。周先生自述,对赵字的不感兴趣,对米芾的喜爱,“我觉得这还是和我的性格有关联,我喜欢刚强的一路”。我的理解,并不是说她的性格是刚强不羁的,从她的父亲到兄长,应该都是温良恭俭让的君子,她本人当然也是,这不仅因为恪守先贤的教诲,更可能是遗传的基因使然。但正如没有绝对的正,总是正中有奇,也没有绝对的奇,总是奇中有正。到了她,由于特殊的主客观原因,激发了她正中有奇的秉性中奇的因子而“喜欢刚强”。就像一个江南人,可以喜欢江南的风物,是顺着自己秉性的选择,也可能喜欢塞北的风物,是逆着自己的秉性所作的选择。她“喜欢刚强”,渴望刚强,正是因为她秉性的温和,这与秉性刚强的人之喜欢刚强,性质是不一样的。一者是平中见奇,一者是奇中见奇。一者可以使平正激发活力,一者可以使奇崛更加奇崛。再加上赵字的训练已经不自觉地为她的书学打下了正格的基础,而米字的雄奇毕竟还不是大跨度出格的奇纵。所以,米字的训练,并不是使她的书学脱正就奇,而是以正为奇,平中见奇。正如其自述:“文革家庭中遭受变故及自身受疾病折磨,这一时期的书风追求雄强刚健,以表达自己在逆境中不甘屈服的心志。”赵字的温婉,不足以排解其心头的压抑,而米字的飞扬,正好满足了她受压抑的温婉秉性的郁动。包括进入青年宫书法班所学习的,主要还是帖学一路。青年宫书法班的一批老师,沈尹默、白蕉、翁闿运、任政、胡问遂、拱德邻、潘学固、单晓天等,大多以帖学为重,以“二王”的一系为重。颜真卿、褚遂良、欧阳询虽然以碑传世,但他们也是从“二王”一系而来。所以,“唐碑”实质上还是属于帖学的范畴,而并非碑学的范畴。严格意义上的“碑学”,不是指其形式是碑,更是泛指“二王”一系之外三代、汉魏的金石、碑碣而言,包括简牍漆帛的墨迹,也是碑学,尽管其形式不是碑而是墨迹。而“二王”一系的书法,包括唐六家、宋四家、赵孟頫,墨迹是帖学,刻在枣木石板上的是帖学,立了碑的也还是帖学,如赵孟頫的《胆巴碑》,当然不是碑学而是帖学。

前文讲到,以碑学、帖学而论,帖学大体上为正格,碑学大体上为奇格;专以帖学而论,“二王”、唐楷、赵孟頫为正格,宋三家为奇格。周先生的书学,由赵字而米字,由米字而二王、唐楷,在帖学上用功最深,时间也最久,对碑学的真正涉猎,要到八十年代进入上海中国画院之后才开始。相对于米字的奇纵,《嵩高灵庙碑》、《广武将军碑》、《张迁碑》等汉魏的碑刻、摩崖、墓志、造像,斑驳陆离,天趣自然,才使她大开了“样式繁多,奇异不同”的眼界。使她的书学在正格的基础上,焕发出更加欹侧凌厉的风神却又不失华美俊秀,对书学的精髓有了全面的领悟。俗话说“南人北相,北人南相”。周先生是温婉人而作刚强书,其意义,自不同于以不羁人作刚强书。行文至此,联系前文引潘天寿先生论绘画的平正之说,对于周先生守正用奇、形奇实正的书风,我的认识或许不谬。概而言之,我以为对周先生的书法,我们应从正处去认识其奇,从奇处去认识其正。苏轼认为:

凡世之所贵,必贵其难。真书难于飘扬,草书难于严重,大字难于结密而无间,小字难于宽绰而有馀。

鲁直以平等观作欹侧字,以真实相出游戏法,以磊落人书细碎事,可谓三反。

所讲的也正是同一个道理。

周先生一生恪守其父亲的教诲:“要老老实实做人,认认真真做事。”这本身就是守正不移的人品和艺品。而奇逸的人品、艺品,往往是“桀骜不驯地做人,标新立异地做事”。但不同于一般正格的人品和艺品,“非礼勿视,非礼勿听”,守正而拘,她是以正为本,执正用奇,尤其反映在她的书学上,不满足于赵字而学米字,不满足于帖学而攻碑学,这就赋予了其足以腾骧夭矫的气势和活力。她的临帖,由形神毕肖到脱胎换骨,她的创作,点画基本功的深厚扎实和气韵神采的刚健华丽,都是从“老老实实、认认真真”的正格而成“挥洒自如”的境界。由形神毕肖而脱胎换骨、个性鲜明,与浅尝辄止甚至不经浅尝而我用我法的个性鲜明,由点画基本功的深厚扎实而气韵骨法的神彩焕发,与缺少点画基本功而烂漫天真的神彩焕发,其内涵的力量是根本不一样的。

周先生信守“书为心画”的古训。语出扬雄,以为君子小人之辩,后人盲目从之,把这句话看成一通玄虚的大道理。但周先生并不是作此理解的,她只是把它落到“老老实实做人,认认真真做事”的实处。其实,早在宋代,苏轼就对此有过异议,他认为:“观其书有以得其为人,则君子小人必见于书。是殆不然。以貌取人,且犹不可,而况书乎?”至有人以苏轼观鲁公书:“未尝不想见其风采,凛乎若见其诮卢杞而叱希烈。”难之,他明确表示,自己的认识不过“与韩非(实为《列子》)窃斧之说无异”。人心各不同,包括先天的秉性和后天的志向,艺术的标准更是多元的。但真正要想在事业上取得成就,“老老实实做人,认认真真做事”则是千古不移的真理。当然,“老老实实做人,认认真真做事”的人,他往往并不考虑“如何在事业上取得成就”的问题。只是当他在事业上取得成就之后,蓦然回首,才发现原来是拜了“老老实实做人,认认真真做事”之所赐。正如周先生谈到对日本佛学大师松原泰道《学习死亡》一书的感悟:“我是在写字过程中开始生活的,毫无疑问,我也要在写字的旅途中结束我的生命。”有了这样的感悟,她的生命因此而永无“结束”,就像历代那些大书法家的生命,直到今天还充沛着无尽的活力。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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